杨绛谈命理：百岁老人写的总结，果真很有说服力
今天杨绛老先生辞世，回忆起了好多看过的书，补了她最新的作品，翻了翻她与报纸的对答，哭的稀里哗啦的《我们仨》和百岁自问自答《走在人生边上》，觉得相比传说中羡煞旁人的爱情，她的命理观值得拿来与大家分享。
整理：微博@翰蓝
以下节选自《坐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谈到了诸多文章所强调“贤妻良母”与知识分子自由之矛盾之处：
文汇报：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 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 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对于苦难时期的理解，气节是度过难关的那根稻草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 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 ，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 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怎么看待《围城》的中心？不全是婚姻，而是欲望。如今看来，大家越着力描写她与钱老的爱情，是不是就离围城里的教材更近一步？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
尽管以爱情出名，对于家庭的文字温柔有趣有少女感，杨先生经过了民国、留学、战争、批斗、亲人的相继离去后的十年，对于人生的体味也拥有历史的厚重感，措辞更是非常铿锵有力。
在《走在人生边上》里，行文更像是中国版的哲学书摘，专门有一章探讨命理（强烈安利），杨绛一家不信八字，所以在跟钱老结婚时给了假的八字：
后期随着人生慢慢进展，也总结了自己的想法，觉得命理是说得通的数术，如果知道如何变通，也能推算的很准。
可那是不是证明无需在努力了？nonono，“命主” 依旧关键，即使是命理书上也不可否认此点。日主是八字的根本，命主也是星盘里的重要地位，这么看来，人生中的变数就是命主。
当今世界，大家信奉金钱至上，官商相护。历史中的七七八八，已经把名利物欲解释的足够透彻，而今的官商场，如同当年的战场，阻碍了太多的良心。
牛顿晚年开始研究神学，因为物理并不能解决终极的困惑；而杨先生也晚年开始重读《圣经》，找回当时教会神父在小时候教她的大爱 ，也提醒大家，这世道虽然变了，人性却一直未变。
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估计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悔惭，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治好饮恨吞声而死，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
至此，本想用《我们仨》里的结尾来怀念杨老，但那时她的文字沉浸在悲伤中，更像稍许脆弱的母亲妻子，不如近年来的追寻自己的随笔更有力量，做回了年轻时博览群书，好问求知的民国知识分子。也更愿意用这篇节选，来祝她一路走好。
杨绛：人各有命，命运最是不讲理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
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
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
——杨绛01
神明的大自然，对每个人都平等 。不论贫富尊卑、上智下愚，都有灵魂，都有个性，都有人性。
但是每个人的出身和遭遇、天赋的资质才能，却远不平等。有富贵的，有贫贱的，有天才，有低能，有美人，有丑八怪。
凭什么呢？人各有“命”，“命”是全不讲理的。
孔子曾慨叹：“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是命，就犟不过。所以只好认命。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曾国藩顶讲实际，据说他不信天，信命。许多人辛勤一世，总是不得意，老来叹口气说：“服服命吧。”
……
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傻蛋、笨蛋、 浑蛋 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的可以一辈子欺世盗名。 有才华、有品德的人多灾多难，恶人当权得势，好人吃苦受害。
所以司命者称“造化小儿”。“造化小儿”是胡闹不负责任的任性孩子。
02
我们常说“造化弄人”。西方人常说“命运的讽刺” ，并且常把司命之神比作没头脑的轻浮女人，她不知好歹，喜怒无常。
所以有句谚语：“如果你碰上好运，赶紧抓着她额前的头发，因为她背后没有可抓的东西了。” 也就是说，好运错过就失掉了，这也意味着司命之神的轻浮任性。
可怪的是我认为全不讲理的命，可用各种方式计算，算出来的结果可以相同。这不就证明命有命理吗？没有理，怎能算呢？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
有些算命的只会背口诀，不知变通，就算不准。
算命靠“八字”。“八字”称“命造”，由“命造’推算出“运途”。“命造”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性格”（Character）；“运途”相当于西方人所谓命运（Destiny）。
一般星命家把“命造”譬喻“船”，“运途”譬喻“河”。“船”只在“河”里走。 十年一运，分两步走。命有好坏，运亦有好坏。命造不好而运途通畅的，就是上文所说的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可以欺世盗名。
命好而运不好，就是有才能、有品德的人受排挤，受嫉妒，一生困顿不遇。命劣运劣，那就一生贫贱。
但“运途”总是曲曲弯弯的，经常转向。一步运，一拐弯。而且大运之外还有岁运，讲究很多。
连续二三十年好运的不多，一辈子好运的更不多。我无意学算命，以上只是偶尔听到的一些皮毛之学。
03
孔子晚年喜欢《周易》，作《说卦》、《序卦》、《系辞》、《文言》等 ，都是讲究阴阳、盈虚、消长的种种道理，类似算命占卜。反正有数才能算，有一定的理才能算。不然的话，何以算起呢？
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行了。
人不能自己做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 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
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
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 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
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 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
劝我们离开祖国的，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
出国也不止一条路。 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 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04
又如我二十八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
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
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 做下去是千顺百顺，辞职是逆水行舟，还兼逆风，步步艰难。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
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
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我是想从事创作。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
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
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我虽然辞去校长，名义上我仍是校长，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代理”， 学生文凭上，校长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
随后珍珠港事变，“孤岛”沉没，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 但我的辞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是我的选择。也许可说，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
05
算命的把“命造” 比作船，把“运途” 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 里，还有“命主” 呢？
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 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
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
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 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
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二次大战开始，日寇侵入中国。 无锡市沦陷后，钱家曾有个男仆家居无锡农村，得知南京已失守，无锡又失守，就在他家晒粮食的场上，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烧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个个跳入火中烧死。
南京失守，日寇屠杀人民、奸污妇女的事，很快就传到无锡了。他们不愿受奸污、被屠杀，全家投火自焚。
老百姓未必懂得什么殉国，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殉国呀！
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不由自主吗？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乡人特到钱家报告的。钱锺书已去昆明，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06
我们看到的命运是毫无道理的，专开玩笑，惯爱捉弄人，惯爱捣乱。 无论中外，对命运的看法都一致。
神明的天，怎能让造化小儿玩弄世人，统治人世呢？不能服命的人，就对上天的神明产生了怀疑。
我们思考问题，不能轻心大意地肯定，也不能逢到疑惑就轻心大意地否定。 这样，我们就失去思考的能力，走入迷宫，在迷茫中怀疑、失望而绝望了。
我们可以迷惑不解，但是可以设想其中或有缘故。因为上天的神明，岂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呢。
造化小儿的胡作非为，造成了一个不合理的人世。 但是让我们生存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地球，能是世人的归宿处吗？又安知这个不合理的人间，正是神明的大自然故意安排的呢？
如果上天神明，不会容许造化小儿统治人间。
孔子不止一次称“天命”， 不仅仅称“天命” ，还说“君子有三畏” 。第一就是“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论语·季氏十六》）。
这是带着敬畏之心，承认命由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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