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命理九十年前火遍四川的“刘神仙”，大小军阀全听他的话，结局有点惨

小编 2024年11月24日 09:13 23 0

九十年前火遍四川的“刘神仙”，大小军阀全听他的话，结局有点惨

一个装神弄鬼的算命先生，真能把四川军阀耍得团团转？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件事。

民国成都街头算命先生

刘神仙本名刘从云，生于1883年的四川威远县。根据原成都警备司令蒋尚朴的回忆，刘从云小时候入过私塾，读了不少书（学者郑光路在《四川旧事》中提及，刘从云在私塾读书12年）。

也不知道刘从云这么多年到底读了什么书，总之他学会了江湖“门子”，本人又非常精明，能说会道，就开始摆地摊算命。有人可能觉得，读了这么多年书，当个算命先生太可惜了！但是，刘从云这个算命先生，从一开始就很不一般。

虽然他也给人家看相、占卜，但闲暇之时刘从云从乡野村民的口中，得知了大量地主士绅的情况。加上自己的能言善辩和简单推算，他算的命、测的字，大多数都非常“灵验”。就这么，十里八乡就传开了，都称呼他“刘神仙”。

刘从云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知道当时四川乱，有本事肯定能混出来。于是，他自号“白鹤”，创立了所谓儒、释、道混合的教派，当时人称“孔孟道”。怎么吸引人加入呢？刘从云教入道者修习法术。他说：“做功运气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颗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妇间也不能泄露。”

附近的老百姓本来就相信刘神仙不一般，一听说他要传道，纷纷前来学习。其实所谓的修习法术，后来的入道者蒋尚朴也说了，“自然是些幻觉”。但是有人相信啊，天天就这么幻想着有“红线”、“红珠”，指不定哪天就觉得自己看到了。

就这么，刘从云聚拢了第一批“死忠粉”，开始到处设坛施法，广收教众。刘从云从1911年开始传道收徒，一开始面对的是底层老百姓，那时候天灾人祸，他就宣传“浩劫就要来了，眼看桑田变沧海，人们想逃避浩劫，只有信仰孔孟道”。就这么到1925年，他大概收了道徒一万多人，其中也有一些士绅和地方上有权势的人物。

有此基础之后，刘从云开始向四川中上层活动。

刘湘

底层老百姓啥都没有，特别好哄骗，那些中上层人物就不一样了。比如那些大生意人，人家才不信什么神仙呢，信的是大洋。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信的是枪炮。刘从云为了在这些人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可算是煞费苦心。

首先，他选择一些比较活跃的“死忠粉”，经常对他们说：“你的根基很好，是前代某某（历史或小说中的有名人物）的转世，今后前程远大，定能治国安邦。”这些人一听，立刻激动起来，对刘从云言听计从，不计花费的到处替他宣传，尤其是想办法拉拢军政商界的人物。

紧接着，刘从云把那些拉拢过来的中高层人物，分别组织到成都、重庆和万县等馆坛中作为一百零八位“将星”。

四川的军阀中，最先“入道”的是川军21军副官长刘佛澄、团长蒋尚朴，1925年，大军阀刘湘经刘佛澄介绍也入了道，道名“玉宪”。刘湘的妻子十分相信善恶因果的说法，更是对刘神仙顶礼膜拜。之后，邓锡侯、刘文辉、杨森、田颂尧等等也陆续加入，到1933年左右，四川的大小军阀很多都信了刘神仙的“孔孟道”。

尤其是刘湘，已经把刘从云当成了自己的军师，“以神治军”，言听计从。蒋尚朴回忆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1928年，刘湘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枪械弹药，但是被蒋介石扣住了。刘湘此时十分担心，怕自己被杨森等人联合击溃，于是派蒋尚朴前往汉口找刘从云。

刘从云的说法是，枪械就不要想了，要不回来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集中兵力，很快重庆将会有战事。此战刘湘必须亲自出马，指挥王陵基、王缵绪、范绍增等作战。与此同时，安排唐式遵守重庆，以警戒赖新辉和刘文辉。除此之外，刘从云还有其他一些安排。

蒋尚朴回到重庆，如实告知了刘湘，刘湘因此调整了部署，之后果然遇到杨森等人联合进攻重庆，幸好提前准备，刘湘取得了大胜。

这么看的话，这个刘从云似乎还有些本事啊！

民国街头算命先生

所以，你要真把刘从云看成街边算命先生，那就低估他了。而且，刘湘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不可能把身家性命交给一个神棍吧？刘从云有些本事，是因为他确实读了一些兵法的书，另外为人诡诈，心思细腻。最重要的是，刘从云从不凭感觉瞎说，他之所以能“预知”战事，并安排如何打仗，蒋尚朴后来回忆说：“他大概探听到了内幕消息，断定重庆要有战事。”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时刘从云的信徒众多，几乎四川各路军阀都有中高层对他言听计从。所以，只要他随便旁敲侧击一下，就能“预知”之后的四川战事发展。刘湘之所以相信刘从云，当然不是觉得这是个“神仙”，他肯定也意识到了，刘从云对四川军政商各界的巨大影响。

1930年，中原大战之时，刘从云专门为刘湘制定了《平定中原作战方略》，野心十足。这当然十分合刘湘的胃口，简直把这位神仙当成了孔明先生，把这份方略当成了《隆中对》。

到了1931年，刘神仙亲自指挥的“武装道徒”，已经扩大到了一万三千九百多人。而四川所有重要军阀基本都成了他的门徒，刘从云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时刻。

刘湘和刘从云，也算是互相利用，关系越来越好。早在1929年夏末，刘湘、潘文华和唐式遵就在重庆买了一所大房子，布置豪华，作为刘从云的新住宅，据说这宅子一共花费了四万多银元。等到刘从云住进来之后，刘湘还每月送来生活费三百元，十分“虔诚”。

不过，刘湘也不傻，他有自己的分寸。按照蒋尚朴所说，刘从云经常借着占卜发布指示，让刘湘把军事、财政大权交给自己。刘湘当面不好说什么，毕竟手底下很多人都是刘从云的信徒，撕破脸不好看。于是，刘湘就让蒋尚朴从中斡旋，不停地拖延，始终不肯交出大权。

刘湘又不傻？刘从云现在手里有了兵，信徒这么多，还想要财政军事大权，这不是明显想要把自己踢下去吗？总之，这时候的刘湘，就是表面上听刘从云的话，实际上利用他稳定自己的地位。至于这个刘从云野心很大，刘湘自然明白，他也在找机会，把这个神棍一脚踩死。

1933年10月，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王陵基

当时，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集中兵力与红军作战。作为“军师”，刘从云专门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印成小册子分发到各路指挥官手里。不仅如此，刘从云还想趁此机会提高自己的威望，他首先撺掇军中自己的门徒，推举自己到前线亲自指挥。然后又通过占卜，说关公指定他为“军事委员长”，并且还发了就职通电。

你看，这个刘神仙是正儿八经地想取代刘湘了。其实，刘湘手底下的很多高级军官，虽然是刘神仙的信徒，但并非死心塌地地相信这个神棍。大部分人都觉得，既然别人都入了道，自己不去显得不合群。真遇到打仗这样的事情，大多数人并不服刘从云。

比如川中老牌军阀王陵基，就专门给刘湘发电称：“钧座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命，誓死反对！”刘从云得知以后暴跳如雷，立刻把王陵基调回了成都。第2师15团团长严啸虎，上书让刘湘杀掉“妖人”。范绍增也经常骂道：“我X他先人他都不晓得，狗屁个神仙！”

所以，不仅刘湘在等时机，很多高级指挥官也在等时机，看刘从云什么时候玩不下去了。现在，面对红军，刘从云可没那么多内部情报了。于是他经常通过占卜吉时良辰，安排部队出兵。部队的行进方向，也必须是算出来了，不能有误。

有一次命令潘佐师截断红军后路，潘师长按照指定的方向前进，结果遇到了大山，旁边还是断崖，于是发电请示。刘从云回电说：“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嗦？”官兵们听了这样的命令，气得无话可说。

在刘从云的指挥下，刘湘的部下一败涂地。

街头算命先生

大小指挥官为了撇清干系，全部破口大骂刘神仙，说他贻误战机，必须“自裁以谢川人”！刘从云一看大势已去，再装下去必死无疑，立刻拍拍屁股溜走了。

刘神仙离开四川之后，又四处游历，继续广收信徒。在上海，他得到了杜月笙的帮助，又混得风生水起。解放后，刘神仙终于老实了，回到成都卖掉自己的房屋，改名刘钟伯企图隐藏起来。1955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从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57年2月12日，刘从云在保外就医时孤独病死，彻底结束了神棍的一生。其实，刘神仙还是有些本事的，只不过他野心太大，想用那些占卜算命的方式抢到四川军政大权，真当刘湘傻啊？

纪念刘衍文先生｜寄庐志疑：命运能否预知和改变

刘衍文

刘衍文（1920-2021）

2021年8月17日晚，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衍文先生因病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刘衍文，1920年生，浙江省龙游县人。少年时受日寇侵扰而失学，在逆境中刻苦自学，于东南各大报刊发表文字。曾受知于著名学者、浙江省通志馆馆长余绍宋，得入馆任职，编辑馆刊，撰写艺文目录提要。后长期从事文论教学与研究，讲授“文学概论”“古代文论”“中国文学史”“清诗研究”“文学鉴赏论”“《文心雕龙》研究”等课程。著有《雕虫诗话》（1946）《文学概论》（1957）《寄庐杂笔》（2000）《寄庐茶座》（2004），编有《中国古代文学》（1988）《中国文坛掌故事典》（1993）《现代作家书信集珍》（1999）等。与长子刘永翔教授合著有《文学的艺术》（1985）《古典文学鉴赏论》（1991，1995）《袁枚〈续诗品〉详注》（1993）等。

刘衍文先生自2012年7月起在《上海书评》开设“寄庐志疑”专栏，至2017年3月25日发表了最后一篇。他在《“不从糟粕，安得精英”——寄庐志疑·引言 》中说，“我在现实中碰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专业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如今我所陈述的，多数不能用现代知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未必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之后高明者解之”。现重刊《命运能否预知和改变——寄庐志疑·命理丛谈（一）》一文（载2013年5月12日出版的第二百三十二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纪念刘先生。

刘衍文先生

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能够预知吗？

放眼宇宙，宏观世界似乎是宿命的、注定的，能够掐指而算，我们从星球现在的位置可以预告它们将来会到达哪里。但微观世界却有所谓的“不确定原理”，动量和位置、能量等均不能同时测准。那么我们人呢？人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其命运到底是可测还是不可测的呢？

问题是复杂的。人的命运，有时可以逆料，有时却不可。言其可料，西哲尝云：“性格即是命运。”此话具有局部的真理性，中国古人早就根据性格来推测人的命运了。例如：

战国时，盆成括出仕齐国，孟子听到这个消息，就说：“死矣盆成括！”后来盆成括果然被杀，孟子的门人就问老师：“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孟子·尽心下》）

三国时，隐士孙登就对嵇康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后来嵇康果然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孙登传》）。

其实，除了性格的因素以外，二人的悲剧性结局尚与言论自由度与刑法有关，这倒无关于专制还是民主，因为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依然有屈死之魂，苏格拉底就是一个例子，关键在于有没有刑律的宽松和对言论的宽容。

说得再全面一点，应该是时代、遭际、性格和教养的合力造成了一个人的命运。

《三国演义》里有一个故事，尽管是虚构的，却足以说明问题。

赤壁之战，曹操战败逃归，诸葛亮算出他必然要走华容道，派关羽去把守。因为“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命令下达后，关羽不禁疑惑：“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诸葛亮教他“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关羽更加不解，问：“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诸葛亮笑道：“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第四十九回）结果正如诸葛亮所料：

正行时，军士禀曰：“前面有两条路，请问丞相从那条路去？”操问：“那条路近？”军士曰：“大路稍平，却远五十馀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馀里；只是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无动静。”操教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诸将曰：“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曰：“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诸将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勒兵走华容道。

在三岔路口，曹操分明有两种选择，一条“并无动静”的大路，一条“数处烟起”的小道，但曹操的性格、经验、修养和见识，这一切都“怂恿”和“诱使”他弃“阳关”而取“羊肠”。是的，前面的确横着两条道路，但对曹操来说，只存在着一条。即使前有岔道多多，他的选择也并无二致。当我们在人生的歧路上似乎面临选择时，实际上却别无选择，我们的性格、经验、修养和见识把我们推向冥冥中早已注定的道路。杨朱见歧路而泣，“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淮南子·说林训》），但他最终总要踏上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肯定是根据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宗旨选定的。

青年刘衍文

授课中的刘衍文

会议中的刘衍文

刘衍文先生

不过，虽然可以从时代、遭际、性格和教养大致推测一个人的命运，但一些傥来的祸福却非意料所及。

《庄子·达生》记了两个人的遭遇：一个是鲁国的单豹，他善于养生，“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一个是张毅，无论对阔人还是穷汉，他都乐于交往，活脱一个“好好先生”！但“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飞来横祸和突发疾病，都是他们本人或旁观者事先意想不到的。

正因为人智之所不能料者太多，于是人们便乞灵于术数。最早的前知之术当是占卜，用来预测将来之事的吉凶祸福，此术就我国来说至迟在商代已经出现，用的是甲骨，称之为“卜”；到周代演变成用蓍草，称之为“筮”。后世嫌其不验，迭有创新，大六壬、奇门遁甲、太乙数三式应运而生，以满足人们预知未来的需要，今日犹流行于世。推测个人命运的术数，则有春秋时代“发明”的相术，根据的是人的容貌和骨格。至于依据人的生辰来推算穷通的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五星之术，一种是子平之术。前者大约起于后汉，王充《论衡·命义》中曾有提及。苏东坡尝言：“退之（韩愈）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东坡志林》卷一）谈的当是五星之术的推算。宋代方起的紫微斗数似为五星术的别支分派，今台湾操其术者甚多。后者则出现较晚，大约滥觞于南北朝，《北齐书·方技传》有术士魏宁以人出生年月推算禄命的记载；发展于唐代，韩愈《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记李虚中“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成熟于五代，据《四库》馆臣所考，以人所生年月日时的干支（亦作“幹枝”，年月日时各有干支，合成“八字”，或称“四柱”）来推算命运，起于其时的徐子平。“子平之术”且后来居上，至今内地、港澳和台湾地区，街头巷尾，特别在寺庙门前，常有人以此术招徕顾客。港澳和台则公开行术，内地则屡禁不止。我少时好奇，亦曾加以研习。

刘衍文一家

刘衍文、刘永翔父子

钱锺书致刘衍文书

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子明诏大号不信宿命，撰有《非命》三篇，但并没有作学理上的批驳，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信命后就会一切委之命运，不复努力（唐代韩愈攘斥佛老，也从功利着眼，辩论方式颇为相似）。其实墨翟先生未免多虑，不论学派还是个人，信奉宿命论并不会妨碍其奋发有为和积极进取。

除墨家外，诸子百家大致都信天命，有相信命运不可移易的，也有相信命运能够改变的。

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子夏则曾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来劝慰他人，有人说这话就是他从孔子那里听来的（《论语·颜渊》）。庄子也赞成人生有命，其《大宗师》篇假托子桑之言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列子·力命》则假托“力”与“命”的对话，否定了“力”的作用，将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归因于“命”，而“命”也只能顺其自然，没有予夺之权。《列子》是晋代的伪书，而其先则东汉的王充,其后则梁代的刘孝标，都秉持同一观点，也就是说，赞成命运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王充《论衡·命禄篇》云：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

刘孝标《辨命论》云：

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能谋。触山之力无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文选》卷五四）

孟子则并不抹煞人的努力，虽曾感叹道：“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但接着又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危墙）之下。”（《孟子·尽心上》）主张命运尚可由人自己予以调整。荀子提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则更彰显出主体性的豪迈。《周易·文言》则明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虽似描述之言，却向人们暗示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途径。

常人则往往将顺利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将困顿归咎于命运的不公。这种心理，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智商和努力，不感激他人的提携和帮助；将失败归咎于他人的压制和阻挠，而不检讨自己的误判与蛮干，其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项羽相信自己的拔山之力、盖世之气，年轻时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况，忍不住野心勃勃地说：“彼可取而代也！”待至兵败乌江，却对部下自我辩护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我想他在巨鹿之战之后、灭秦入关之时，一定顾盼自雄，绝不会说出“此天佑我，非我之能也”这样的话来。

但大诗人白居易则不然，他把自己的成功也看成命运的眷顾。在《与杨虞卿书》中，他说：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琐劣之艺，与敏手利足者齐驱, 岂合有所获哉？然而求名而得名, 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命通则事偶，事偶则幸来。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 舍命复何归哉? 所以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者，实如此也。（《白氏长庆集》卷四四）

不过，一个活生生的人，自觉有“主观能动性”，总不甘心于听从命运的摆布，但奋斗的结果又往往使人失望，面对茫茫前路，心下未免惘然，不知何处可以着力。佛教传入以后，人们似乎找到了希望，印度的因果报应之谈与中国固有的福善祸淫之说一拍即合，出现了许多行善而得善果、作恶而获恶报的故事。于是就有人想出了施恩望报、行善求福的“改命”之法。

明代的袁了凡（1533-1606），少年时遇到一位孔姓老人，算其终生：

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处名数皆合。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终于正寝，惜无子。余备录而谨记之。自此以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独算余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一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余窃疑之。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1567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

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食米计之，实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

袁氏本打算就这样听天由命了，后来却遇到云谷禅师，禅师教他填“功过格”，“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待三千善行圆满，果然命运改变，无子而得子，无寿而得寿，无科第而得科第，孔老对他后半生的推算不准了！

有人讽刺袁了凡这么做，是“与天地鬼神为市（做生意）”，行善是为了使自己获利。此言未免刻薄。记得《红楼梦》十五回王熙凤对铁槛寺老尼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一个家庭妇女，却道出了古今多少贪官污吏的心声，读之真觉毛骨悚然！一个为获利而行善，一个为获利而作恶，对比下来，孰是孰非，孰当效法而孰当为戒，明理者自能知之。了凡先生的这种做法，比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精神自然望尘莫及，但对提高个人修养、营造和谐社会还是不无裨益的。不过，为善作恶能否改变命运，在科学上是得不到验证的，因为我们不能让一个人活上两遍以作对照；在历史上也找不到实例，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里早已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提出怀疑了。

刘衍文著《文学概论》（1957）

刘衍文著《寄庐杂笔》（2000）

刘衍文著《寄庐茶座》（2004）

刘衍文、刘永翔著《文学的艺术》（1985）

刘衍文、刘永翔著《古典文学鉴赏论》（1995）

术数中却有专事改变命运的一种，那就是堪舆之术（俗称看风水）。此术认为住房（阳宅）和坟地（阴宅）都会影响人的命运，依其术加以拣择或改造，不必行善，也可以趋吉避凶、家道兴旺。如今港澳台之人对此术甚为信从，大陆受唯物主义教育已久，本来早已唾弃此术，然随着交往的增多，营宅葬亲，亦有公然请风水先生为上客者。这方面尤以实业家为甚，公司选址、开张择日，无不延请术士。面对无常的商海，他们显得多么不自信呀！

堪舆之术，在其理论根基上，实际已经否定了宿命论，有现代存在主义者“自我选择”的味道（当然这是就另一种意义说的）。纪昀（1724-1805）曾注意到子平之术与堪舆之术之间的矛盾，《阅微草堂笔记》卷八记录了他与一位擅长术数门生的对话：

余尝问以子平家谓命有定，堪舆家谓命可移，究谁为是？对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误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谓得其通矣。

若站在宿命论的立场，这话的确也符合逻辑，毕竟看得中的房屋或坟地，未必能买得下来呀！我常常这样想：并不是阴宅和阳宅决定了人的命运，而是术者通过两者所处的空间及其形态窥知了主人或其后裔的生存情况，换句话说，就是给住宅或坟地“看相”，推测入居者是何等样人而已。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记南宋时有一位人称耿听声的术者，能嗅衣物而知主人的吉凶祸福，道理想来是一样的。

责任编辑：丁雄飞

刘命理 九十年前火遍四川的“刘神仙”，大小军阀全听他的话，结局有点惨